于是，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社会生活与思想走向多元，哲学与艺术也是如此，理解变成误解，误解却可能成就新的创造发明。现代画家说，我这样画，也是画画。现代音乐家说，杂音或噪音、不和谐音，也是音乐。　　以上用“增熵定律”比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还可以换喻，但它还在科学的比喻之内，并非文学虚构。这种关系就像社会发展，从青年到壮年，而壮年不再可能返回青年与少年，这个过程也是不可逆的。　　这一问题，它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有衔接，是进一步展开说明。我觉得还是用上述“增熵定律”加以具体描述为好。一个房间不打扫就会变得混乱，手机里的信息不定期清理就会影响功能的使用。我们打扫房间或清理无用信息，是为了使事物重新有序，但这只是延缓了却不可能真能实现房间或手机运转永远整洁有序。比如，人自然状态或躺平，啥事都不做，但是这样反而可能活不了多久，你得养活自己，与懒惰抗争，延长自己的生命与价值。人类社会、生活、思想的发展，也是如此，不断地反省自己，花样翻新地重新打扫社会、生活与思想。这个过程，用学术术语，叫做“批判”。这个过程有各种各样的风景，但这种复杂化的过程，有序化的努力，只是延缓了却无法改变动态无序的事实。秩序只是我们美好的愿望而已。后现代思潮认清了这个事实，于是把无序列入有序的一部分（这是与古典主义理想最重要的区别），就像把“解构”当成思想建设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生活、思想的发展，相当于与“躺平的惰性”抗争的历史。这种抗争，就是批判传统，重建某种新秩序。批判与重建并非两个独立过程，批判已经包括了重建。从现代到后现代，一路上有众多思想风景，涉及不同领域。它们是分岔的，有不同的视角、切入点。 　　在总体方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必须以回应时代问题为中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和教学的学科，涵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和学科化。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发展、创新的根源和动力就是时代问题回应——直面时代问题、剖析时代问题、解决时代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人才队伍、研究平台和学术思想成果的系统性构成，既是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结晶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的思想共同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而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向引领、价值引领、思想引领与实践引领，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重要的目标与功能。 　　政治人物卸了妆，就是平民。类似民族主义等曾经鼓舞民族国家的口号，已经成为“昨日黄花”，——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起因都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有密切关系。严格说，我这里所描述的现代性特征，更为具体地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是一个转折点。为了加以区分，我将这种现代性的延伸，称为后现代性、后现代社会与思想。　　我赞同利奥塔对现代性的看法，他认为所谓现代性，排除目的性思维，不去建立社会文化的统一结构。我们日常生活的不统一或者支离破碎现象，用生动的语言：我们活在一个花里胡哨的时代，没有统一的个性，而这意味着宽容所有个性。在现代生活中，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切割成这样的：人们听印度群岛的流行音乐，看西部影片，午餐吃麦当劳、晚餐吃当地菜肴，在东京洒巴黎香水，在香港穿复古服装；知识变成了一种电视竞赛游戏。这是纵横交错的微观生活，就像在繁华街区的热闹景象，或者现代城市交通的立交桥和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它是网状的，从来不曾有任何时代，提供给人们如此多样化的生活形式。生活是闲逛式的，所谓社会人，只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人成为人群中的陌生人。于是我们说，现代性的人，处于一个平民时代，而不是特权时代。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启示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重大课题为导向，立足于多学科联合攻关，才能进一步实现对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科学阐释，揭示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也唯有这样，考古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其“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的特殊价值。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推出这本集子，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学术经历。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工作需要一步一步走进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门槛。从20世纪50年代入伍参加抗美援朝，60年代开始系统学习党史，70年代末投入党史研究工作。1978年，胡乔木同志提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并为此专门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由著名史学家李新主持。我也从解放军后勤学院被借调到现代史研究室来。李新同志领着我们写作班子研究讨论，将这一套丛书分为 12 卷，其中，全书首卷《伟大的开端》决定着全书的写作模式与规范，是当时的工作重点，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首先是理念的发展，表现在坚持党性和人民性原则的统一、正面宣传与新闻规律的结合两个层面。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服务群众、教育群众，既要满足群众的需求，又要提高群众的素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传统，这既是一种宣传技巧，也是一种动员方式，此外，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还要适应新时代创新变革的背景，围绕新闻舆论的时机、力度和效果三大要素的动态平衡进行技术赋能和时代呼应。　　其次是功能的发展，表现在国内网络空间的新治理、国际传播能力的新提升两个层面。既要进一步提升网络空间和数据的安全，又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经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既要立足于国内的传播经验，还要放眼全球的传播格局，从话语体系的建设、传播能力的增强、中国故事的讲述三方面不断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困难重重，我们才心生畏惧；而是因为我们心生畏惧，所以变得困难重重。“面歧路者有行迷之虑，仰高山者有飞天之志。”拥有了信念，任何苦难和挫折都无法阻拦我们奋进的脚步，无法挫败我们那颗义无反顾的心。　　所有伟大的成就，就像跑马拉松，后面必有不屈信念的支撑。“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同样是干事业，有的人被一时的艰难压垮而偷偷放弃，但有的人却勇敢承担，毫不畏惧，“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甚至把信念当作一种乐趣，当作锤炼钢铁意志的熔炉，并在拥有信念的过程中，意外收获了坚强。因为他们懂得，唯有信念，可以陪伴一生；唯有信念，可以指引方向；唯有信念，可以带领他们走向黎明。 　　首先，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基底。离开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三大体系”就如无本之木，有时甚至会表现为一种朴素、强烈，但是未免空泛的本土化学术激情，或是非此即彼的学术选择和强行为之的话语修辞转向。只有筑基于、根植于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标尺，循于历史，依于逻辑，对重大的、根本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作出响应和答复。　　其次，自主的知识体系应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同时促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主的知识体系包括问题、思想、理论、方法和场景等多个方面，其中，问题是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正是由于我们遇到的那些问题，才唤起了人的自觉醒思和主动的思想理论建构。当我们试图以某些继承的、现成的概念或理论为逻辑起点，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时，要么陷入以话语拼接话语，乃至以话语重复话语的知识、孤悬、空转和内卷，只带来虚假的知识增值和学术产出；要么会发现一旦我们仍然围绕着概念和话语打转，其实绕不过西方已发展百年或更长时间的概念和理论。因此，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应当从中国问题出发，特别是那些重大性、根本性问题，由这些问题作为牵引，创生或者重构概念、思想、理论和方法。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研究员主持并介绍了会议的背景和主题。李存山先生是中国哲学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实在论与道德论是李存山长期深耕的中国哲学中的两大核心领域。他关于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常与变的研究思想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对理解中华文明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致辞，他首先向李存山先生表达衷心祝福，并回忆了与李存山先生的交往，在他看来，李存山先生是一位淳朴君子，学养深厚，延续了张岱年先生的学术志业和人格风范。“综合创新”、“旧邦新命”是张先生的志愿，李存山治学既知常又求变，既继承传统又努力创新。另外，他指出了此次会议的其中一个主题是关于中国哲学的实在与道德的研讨。 　　时代造就青年，虽历史处境不同，但中国青年承载的精神绵延相通。作为“前浪”，青年前辈以理想信念为基础，在自信自强中拼搏进取、在敢闯敢干中引领风尚，他们身上蕴藏着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更体现着青年理想、青年精神的赓续与传承。新时代中国青年理应坚守初心，常思先辈之志、先辈之行，学习、发扬其优秀品质并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在追逐“前浪”精神和事业的基础上，奋力擎起新时代大旗，练就服务社会、引领时代、建设未来的真本领。

      　　简牍典籍中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胡家草场汉简《蛮夷（诸）律》有关编户授田的具体规定，显示的正是秦汉政府为造就“故民”与包括内附蛮夷在内的“新民”同质化的努力。秦汉简牍所见中央政府建立各民族民众的国家与民族认同的过程，反映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源远流长。北大秦简《算书》甲种与《九章算术》的密切联系，天回医简所见扁鹊—仓公的医学传承，科技典籍的整理研究，古典医籍的梳理挖掘，无一不昭示简牍典籍的时代价值。 　　李光洙的《土》中，许崇在老家的夜校结业后，前往京城时，柳顺给了他四个煮熟的玉米。“但许崇没吃光。不，不能吃。”很明显，这煮熟的玉米也包含着像前面煮鸡蛋或烤土豆一样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心意”。那么，为什么不吃呢？从许崇“吃了两穗，觉得有点儿丢人，就又包起来了”，“站长、车长、站夫和戴红边帽子的巡士，戴巴拿马草帽的绅士、提着篮子的女学生和她的父母”等描述中，可以看出他是领会了这“心意”的，觉得“丢脸”是因为在意他人的眼光。 　　立足于文艺批评从审美性向交往性转变的大背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黎杨全揭示了社交媒体语境下文艺批评范式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他提出，文艺批评应适度强调交往性。文艺观念上，从传统的作品观念转向社区观念与大文艺观，作品外的交往活动也应被视为文艺内容；文艺生产方式上，应重视交往活动的重要性，社交媒体时代构成了一种以交往为基础的“维基百科式”的集体生产模式；文艺接受活动从传统的个人审美静观，走向了群体性交往；文艺评价范式上，除传统作品评价体系外，还应考虑文艺的连接性与交往性。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研究，实证了我国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实证了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的生动诠释。　　通过回溯百万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点滴记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百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华先民已经充分展现了独有的聪明才智、文明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整体文明历程中，“百万年的人类史”时刻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是中华民族自信、自立、自强的重要文化之根，是我们“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重要依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大台阶，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民生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重要支撑。习近平同志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全党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您上面实际上回答了中国“新时代”何以影响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请您再谈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新时代”又意味着什么？　　●：对比百年前后，世界格局变化之快、变化之大，令人惊叹不已。这种“大变局”正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给中国“新时代”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难得的机遇：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宰的单极世界正在加速消解，而各国平等协商的“多极世界”的主张正在形成潮流；“西方中心论”正在让位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垄断世界市场的局面已被打破，亚太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是伴随世界“大变局”的变化之快和变化之大，中国不断展现出令世界惊羡的沧桑巨变。中国早已告别积贫积弱、一盘散沙、任人宰割、面临亡国灭族的绝境，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正在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引领者、全球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已经使科学社会主义走出低谷而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赢得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有识之士的尊重与赞赏，中国在世界上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 　　李光洙的《无明》描述的是殖民地监狱里杂犯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吃是超越自身目的和动机的行为，是贪念，而食物就是“赤裸裸地揭露这些愚蠢欲望”最直接的手段。在其同时期的作品《饥饿与杀戮》（1925）、《红焰》（1927）中，导致杀人放火的罪魁祸首都是对食物的饥渴。　　同样是描述维持生命的食物，在朴景利的《市场与战场》中，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主人公智英与同校的老师们一起吃饭和喝咖啡的场景，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学校老师的生活面貌。寄宿房的主人看智英一人很孤单，便邀请她一起吃饭。此外，造成智英和丈夫婚姻不幸福的原因中，食物也占有“一席之地”。这对夫妇的关系因丈夫在别人家的地里捡到的几个土豆，以及智英怀孕时独自吃的白豆白米饭而恶化。 　　▲(采访者简称▲，下同)：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以纵深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请您从总体上谈谈，如何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段重要讲话。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非常重要，既是重大的历史判断，也是重大的现实判断和未来判断，必须从大历史观出发去解读，这里所说的“当前”不是指眼下即时，而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既然从“近代以来”谈起，那么这里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要放到“近代以来”的历史长程去考察。这里的“百年”之始，无论从时间节点，还是从标志性历史事件来看，都应该从100多年前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这不仅因为1971年恰是2018年的百年之前，更因为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帝国主义独霸天下的世界格局；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在漫漫长夜中看清了救亡图存的方向。这里的“未有之大变局”，应该是指过去“百年”之中所出现的各种变局，都没有“当前”出现的变局更大，更具有质的飞跃性，更能使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全局性的改变。习近平总书记这段内涵丰富而深刻的论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逻辑关联：从中我们可以清醒意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只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发展；因此，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新时代”的到来是“大变局”的必然结果，而“大变局”则是“新时代”来临的必要前提；中国“新时代”与世界“大变局”辩证统一、互为因果。 　　从学历结构看，受访群众中，小学学历占34.4%、初中学历占33.7%、高中学历占21.5%、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0.4%。凉山彝族聚居区上世纪90年代开始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但由于师资力量薄弱、双语教学开展情况不够理想、村民对教育不够重视等原因，导致村民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九年义务制教育阶段。　　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田野点的乡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情况。问卷分为以下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样本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乡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情况；第三部分：开放性问题。调查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依靠选择或填空等有固定答案的封闭式问题进行调查，对于数据的后期统计和分析来说较为便利，在问题的定量研究方面具有优势，但是缺乏灵活性和深入性。对于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的问题，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开放式问题，给答卷者提供更多自我表现和创造性机会，为定性研究提供参考。 　　●：当时中国正处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正中间，正加速沦为备受西方列强侵略、瓜分、践踏、凌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到辛亥革命胜利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先后被迫和西方列强签署40多个不平等条约、被迫割让领土151万平方公里、赔款129620万两白银，将治外法权拱手相让，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乃至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面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都感到非常愤慨并予以谴责；乃至英国人可以在上海租界黄浦公园门口堂而皇之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乃至一个德国军官面对八国联军在北京肆意滥杀、强奸、劫掠的暴行写下“做19世纪的中国人太悲惨”的日记。帝国主义的侵，加剧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任人宰割、暗无天日。然而，悲剧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侵略行径日益加剧，几乎把世界瓜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