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费孝通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赫胥黎奖章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为纪念赫胥黎这位人类学家而于1900年设置的，是国际人类学的重要学术荣誉。费孝通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人类学最高荣誉的中国学者。在授奖会上，费孝通作了题为《三访江村》的学术演讲。当时英国人类学界评价称，这篇精彩的学术演讲彰显了中国人类学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后来，这种传记方法的探索，更成熟地体现在其学术名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以下简称《金翼》）中。 历史上，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素有传统，曾形成所谓的人类学“南派”。1928年夏天至1930年，时年26岁的杨成志受中山大学和史语所指派，赴云南调查，后来又深入凉山地区调查。他主张在田野工作中分析实况和发现问题，提倡研究要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是由“手”抄录转贩出去。在杨成志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当时的人类学研究形成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旨趣，构建了学术传承体系，被学界誉为“南派”，又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派”，以区别于“北派”的“燕京学派”。 　　这样，对于亚祖以后的微氏家族各世的安排也可以省去一些麻烦。第五世丰，我们可以把他排在昭王至穆王前期，第六世史墙可从穆王后期到共王时期。我们看史墙盘中，史墙于夸赞穆王的功烈之后便转到对时王的歌颂上来，正表示自己生活在穆王及其后嗣恭王的时代。而李学勤先生因为让亚祖将昭王时期占去，便不得不将其下几位微氏祖先的时代继续住下拉，以至说史墙一直可以生活到孝王初年，这与实际情况就更不相符了，因为微氏家族的第七代，即史墙的儿子在懿王四年便受册命接替了墙的作册职务。（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铜器群的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各类传染病进行斗争的历史。一些致命性强、传播速度快的传染病，不仅给人类生命和健康带来损伤，甚至会改变历史轨迹和进程，如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雅典瘟疫（公元前430年）、安东尼瘟疫（公元2世纪左右）、查士丁尼瘟疫（公元542年）、黑死病（1347年）、霍乱（第一次爆发1816年）、西班牙流感（1918年）和天花等流行病。流行病带来的严重城市灾难、疾病与死亡，给不同国家的环境、社会、经济乃至个人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失。 　　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既需要国家政策层面的扶持，也需要社会及其自身的发育成长。在顶层设计政策中，要更新培育理念，对新兴社会组织在制度上给予倾斜支持；各级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激励、监督新兴社会组织茁壮成长，加大力度支持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鼓励其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等；吸纳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社会组织中来，发挥其专业技能，引导社会组织向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坚定文化自信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营养。几千年来，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理念是一以贯之的，集中体现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滋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　　坚定文化自信要积极培养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自信基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在于增强文化认同。文化建设要重视文化认同的培育，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培育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的核心在于价值观认同，文化建设要重视中华民族共有价值观的培育，推动形成“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民族共同体。为此，要坚定文化自信，夯实文化交流与借鉴的基础，有助于增强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塑造国家形象需要文化支撑。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活动等方面的综合评价和认定，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塑造国家形象，既需要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作为基础，也需要软实力的支撑。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文化可以弥合国外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偏颇，更容易感染和影响人，而且影响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入人心，有利于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　　文化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总体呈现。文化由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构成，是一个社会最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和观念意识，涉及人的信仰、信念、观念、知识、伦理、行为、审美观、价值观等。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通过思想、文学、艺术等形式的传播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高质量的文化传播可以向国际社会呈现我国的总体精神面貌，展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民族的精神、民众的奋斗，树立蓬勃向上的国家精神形象。 　　疗休养职工纷纷表示，感谢西藏自治区总工会给予的关心和拉萨工人疗养院的精心组织，一定珍惜此次疗休养机会，回到工作岗位后，将继续发扬“劳模精神”“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云旦平措） 　　最后，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现代文化”属性就是“人的解放”主题。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仅强调民主与科学，它从一开始就明确包含人权与科学并重的思想。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就强调“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应该说，在那样一种历史情境中，把“人的问题”理解为“民主”的本质，不能不说是一种前沿的思想。“顺人性之自然”，“不能反乎人性以立言”。茅盾认为，“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意义，亦即在此”。由于“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于是五四新文学便是表现“人的解放”主题的文学。鲁迅在20世纪初强调“立人”“致人性于全”，从《狂人日记》开始，他在创作中深入表现“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这也是为什么多数现代文学研究者和教科书，没有把早于《狂人日记》一年的陈衡哲的《一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的重要原因。 第四步知己知彼。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做好了定位“知己”，还要做好“知彼”的工作。“知彼”的过程就是除了政策法规之外，还有弄清各个招生院校的基本情况。如学校当年的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的提档线、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特长、就业及深造情况等等。第五步初选志愿。“初选志愿”是结合自己的成绩定位，确定目标院校。完成第三、四两步考生和家长对高考志愿应该已有方向了。这时，考生可以大致划定一些在本省有招生计划的院校，并认真阅读招生章程，比较各院校之间专业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等数据，选择和自己兴趣、分数、批次相符合的院校。

      　　其次，除器物的形制外，义方彝的纹饰及铭文书体、字形亦可以提供辅助证明。从纹饰上看，义方彝的纹饰与令方彝基本相同。它们的器盖及腹部都饰以兽面纹，圈足饰长尾鸟纹，颈部饰龙纹，只是鸟纹与龙纹的具体类型稍有差异。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研究铜器分期断代的专家也早已指出，类似令方彝器身上的这种兽面纹，乃是成康时期比较流行的纹样。（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如是，义方彝从纹饰上看，也可归入成康时期这一大的范畴。 　　下一步，青海将逐步统筹全省文化和旅游资源，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吸引更多老百姓走进景区、走进街区，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和感受生态旅游魅力，活跃文旅市场，促进文旅消费，全力推进文旅经济尽快复苏、恢复性增长，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安全生产企业“行”】“千里眼”“碎碎念”“晨会晚会”……安全生产有“良方”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将着力加强学生的内容生产能力与内容传播能力，培养融合型、复合型人才。媒体融合时代，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为新闻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有鉴于此，内容的生产力和传播力是培养学生的核心议题。新时代的新闻传播学子既需要具有内容生产的能力，提高内容生产水平，同时也需要掌握一定的传播策略，掌握传播技巧。学院将依托学界业界相融合的师资优势，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努力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闻传播人才。 　　“把种子埋进土里！”林耀华在《金翼》最后一章写道。这句话言简义丰，引人深思。庄孔韶团队近年持续探索同时进行多学科、多专业和多方法的人类学行动实验，即“不浪费的人类学”方法的实验，在人类学界产生很大影响。20多年来，他们围绕着同一个调研点，运用绘画、歌谣、戏剧等多种表现手段，以期达成触类旁通的文化理解与展示效果。　随着庄孔韶等学人的持续田野调查，从《金翼》到《银翅》，成为一项延续发展的学术工作。种子生根发芽，学术大树茁壮成长，成为一个人类学领域接续性研究的学术经典范例。 　　“在今年西部计划报名期间，有个学妹问我为什么选择新疆。”铜仁学院2021届思想政治专业毕业生杨冲潜意识回了一句，“可能新疆更需要我吧！”“我毕业时，就积极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杨冲介绍道，“目前我又续签了一年，希望接下来的时间里，自己能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发光发热。”　　“在这最好的青春年华，每一个青年学子背后的故事，都在激励着大家不断成长与奋斗，让青春在平凡岗位上持续闪光。”铜仁学院团委副书记张朝飞的话道出了团队的心声。（张浪）

      　　大众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的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既包含着理论的通俗化，用列宁的深刻表达就是“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7]也包含着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8]就是希望我们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深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及其实践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涌现了大批把马克思主义讲清楚、说明白，通俗化、形象化的理论家，如毛泽东善于用老百姓的话讲深刻的道理，邓小平善于在深入浅出的谈话中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同时，我们党也高度重视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化，并善于在创新中加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如延安整风运动就在我们党的建设史上开创了有组织集中学习教育的先河，使集中学习教育成为我们党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解决党内思想政治问题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优良传统，深入持续开展集中学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逻辑也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行的必要前提。 　　20位前辈学人在其学术领域各有专精，涉及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其中，人类学领域有吴泽霖、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他们奠定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之基，构建了学科体系框架。展览通过实物介绍了这些学者的生平事迹、学术事业和代表成果，呈现了他们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吴泽霖的论著手稿、潘光旦的诗稿、吴文藻的自传油印本、费孝通的题词等，令人肃然起敬；展出的治学资料卡片、学人手札、家书、会议发言稿等，堪称吉光片羽。他们倾心浇灌祖国学术的百花园，虽九死犹未悔。他们以精湛的学术、开阔的视野、高尚的品格，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兴旺培养了一批批栋梁之才。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有集中而形象的体现。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所有重大的论争及其讨论的问题都不是文学审美问题，而是文学的思想文化问题。五四新文学中的“问题小说”和“乡土文学”、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各种文艺论争及文艺运动，几乎都是关于文学观念、作家思想和作品内容等问题的讨论。无论是文艺政策、作家创作还是文艺批评，基本上都着眼于文学的思想主题和社会功能。这表明社会政治对文学功能的要求，也表明文学自身积极参与社会进程的努力。 　　无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还是其后，将其看作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深化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基本共识。这种共识来自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血脉相连的事实。这里既有历史内容的联系，也有思想逻辑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新旧文明冲突以理论的或实践的、和平的或斗争的方式不断上演，这些冲突均与时代变化休戚相关，只不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中新旧之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已。　　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将新文化价值观转化为文学改革的具体主张，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转折点。从该文倡导文学改革的“三大主义”来看，几乎都是思想内容方面的主张。其后，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文学变革主张也多从文学的思想内容着眼。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政治时势与文化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反思辛亥革命出发，进行思想和文化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宗旨。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决定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变革中，始终贯穿着“政治为先”“道德为上”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中国文学主题的基本走向。 　　“我当时所觉得的，有两种背驰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它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孤行独往恐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的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杨成志孤身一人完成了第一次人类学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研究，也因此名垂百年人类学史。学界认为，杨成志千里走单骑，开辟了人类学“西南”研究的学术新天地，作出了开创性的学术贡献。